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11-01 22:52   27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一、马车来源与乘马族群

  (一)从汉文文献看马车来源

  偃师商城和二里头双轮车辙的发现,使很多学者强烈支持马车发源自本土的说法,并强调古代中国车型与西亚车型的差异。【4】而传世文献中确也多处提到中国本土发明轮车的悠久历史。文献将造车和驾马不加区分,主张黄帝造车说,【5】或称是夏代的奚仲作车。【6】这些资料被一再引用,依其所论,应该早在夏代就已出现双轮车。

  在考古学研究中,郑若癸认为二里头发现的铜铃和几件铜饰是“车马饰物之类”;【7】朱彦民将二里头发现的铜铃、陶铃、铜环、穿孑L形件、工字形件等皆归结为车马具与车马器饰。【8】但是,目前所有考古成果一致表明,商代早、中期的中原民族并不认识马匹。由此可见,倘若二里头已有双轮车,亦绝非马车。中原人在用马之前,究竟用何种动物驾车?文献中有“仆牛”或“服牛”等词汇,而商代早、中期考古遗址中亦普遍出现牛骨和羊骨。学界据此多认为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已有牛车,然而王学荣却认为,鉴于安阳殷墟发掘出一个车羊坑,以及文献中提及古代有使用羊车的传统,二里头和偃师商城时代所用车辆或许应为羊车。【9】

  虽然上述文献都出自后人记录,不能当作可靠证据,但王国维先生却从中注意到,在“奚仲作车”的同时,也有商先公相土作乘马的说法,从而得出如下认识:

  “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10】目前所知有关马车的记录最早可推至战国。在战国人眼中,车必是马车,似乎没有意识到上古时期无马之情况。由于不曾注意到车、马之区别,也就不会特别留心“作车”和作“乘马”乃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而王国维正是指出了二者之差异。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帝相》日:“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周礼·校人》注、《荀子•解蔽篇》注引《世本》:‘相土作乘马。’)。”【11】无论历史上是否真有相土这位殷商王族先公,此条记载还是反映出一些实情:马车是殷商王族的贡献。这与考古发现的情况基本一致。马车最早发现于殷墟,属于殷商王族的文化成就之一。

  (二)有马、有车、有马车三种情况之区分

  虽然学界的主流观点承认殷墟之前中原地区并无马车,但部分学者仍认为早商时期的车辙痕迹与殷商马车的出现有关,两者间或有传承关系。【12】笔者认为,以二里头车辙推测马车的发生,在论述上失之严谨。从车的角度讨论中国马车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出发点。四轮或双轮车,犹如斧、刀、陶轮、纺轮、农产、陶器等,都是人类利用常见自然资源发明的工具和用具,各地区的不同民族基于相同的生活需求发明相同事物,其来源未必涉及文化交流和传播。

  不同文化各自发展出两轮、四轮车辆实属自然之事。欧亚有轮车,未必都要追溯至最早发明者,如两河流域北游Tepe-Gawra遗址(公元前3500-前3100)的四轮车(图1)。【13】同理,公元前26-前24世纪苏美尔的双轮车(图2),恐怕与偃师车辙或殷商马车之来源亦无关系。

  要解决马车的起源问题,讨论挽力似乎比讨论车型问题更为重要。古代使用人力车和羊(牛、驴)力车,通常不会涉及人群移动。因为养牛的族群主要仰赖农耕为生,故牛车多是农用车;至于人力车,通常也用于农耕或贵族活动。但自青铜时代组成的乘马族群,既不是为了农耕,亦不单是为了畜牧。练习马术,是因为他们以狩猎、战争为主要生活方式,需要不时到远方征战,占据其他民族的农产和牧产,或占领农耕文明的城国。与人力车、牛车的用途大不相同,马车利于作猎车和战车。

  马车的来源牵涉到驯马的历史,必定受限于自然马的原居地,亦即亚洲草原,【14】而首创马车的族群亦当是草原族群。现代中国北疆草原一带,甘肃齐家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遗址曾发现过马骨。【15】这一区域近于古代草原人的生活范围,北方与安德罗诺沃( Andronovo)文化交界,互相来往,彼此影响,甚至部分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可以归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16】因而林梅村认为,中国乘马技术源自西北齐家文化。【17】但王海城已充分证明,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少数马骨与殷商驾车无关,两者的文化属性、时代、族群来源都不一致,不宜混为一谈。【18】袁靖等动物考古专家也认为齐家的马骨与商代晚期的马政起源应无直接关系。【19】驯马和马车的传播过程,应经过不同的族群参与而得以完成,因而更加复杂多元。

  目前资料显示,中国境内极少发现驯化马匹的遗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包头市转龙藏细石器文化遗址的兽骨坑,坑中只有狍鹿是猎得的野兽,此外的狗、羊、马都是家畜。【20】殷商之前的内蒙古遗址中,迄今未曾出土野马或家马的骨骼。【21】中国草原细石器狩猎文化的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商代都有这样的部落。转龙藏遗址未作年代测试,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内蒙古出现家马骨骸的年代。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草原区域则属于亚洲草原狩猎或游牧族群生活地区,与上古农耕文明无关,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其中还有不少族群未与中国来往。【22】

  据20世纪30-50年代的考古报告,在一些农耕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零散的家马骨,【23】这些讯息使人们以为华北早已驯养家马,甚至已有马政。【24】但安岚先生对此提出疑问:“我国最早驯养马的地区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最早只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不是家马。”【25】

  我们必须了解,几十年前的考察并不包括遗传学的检验,所以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这些零散残缺齿骨就是家马齿,应重新测试确认。即使认定它们为家马齿骨,但遗址中出现单一骨骼碎片,其背后亦可能存在许多无法确知的原因。因此,这项孤证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同样,1998年陕西渭南市华县南沙村遗址灰坑发现的两具马骨架,【26】亦不能视作青铜时代早期马政的根据,何况考古学界对该遗址的年代仍存有疑问。【27】若遗址中未发现马粪,就不能得出存在马匹豢养的结论。这些遗址中的马类骨骼,极有可能是往来行旅所携带,或是当作祭品、礼品之用的食用马肉块遗存。

  商代早中期遗址中可见许多动物骨架,却未见马骨。中国的马政起源于殷墟时期,其他地区所发现的马坑,都属于商末周初的年代遗址。【28】由此可见,马车最早应出现在盘庚之后的殷商时期,而商末之前只有殷商王家掌握马车。

  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发明轮车应该比广泛驾马驶车的时间早一千余年。驯马的草原民族甚至可能是从南方文明中吸收了轮车的制作、驾驶技术,但使用马拉车则只可能在养马族群中发生。只有驯化马匹的民族,才可能拥有革命性的新武器和交通工具,那就是可以快速横跨几千里到达远方的马车。

  (三)青铜时期“游战”族群的活动

  关于草原族群的类型,中文常以“游牧”一词指称。但笔者必须强调,这个译自希腊文νομαδεζ(nomades)的用语,在文义上并不准确。希腊文νομαδεζ(英语为nomads,nomadic people)只能表达“游民”的意思,而与牧业无关。而所谓“游民”,至少有游牧、游商、游战三种。游牧者又分羊牧、骆驼牧、马牧三种不同类型;游商则包含海商与几种不同的陆商;至于希腊文的νομαδεζ,主要是指游战者,牧产、贸易都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行业,他们的生计来源主要是战争和掠夺。

  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其活动范围固定在适合放牧的区域,明显受气候限制。游牧民族不会到农业区和森林中放牧,因为农地无益于牧产,森林则充斥着会伤害羊群的猛兽。从现有从事牧业的人群可见,他们的移动有季节性规律,但都离不开广大的牧场范围。

  征诸文献,《周礼•地官•牧人》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此处“牧六牲”包含牛、马、羊、猪、犬、鸡,牧人是选定祭牲的礼官。六畜对畜养的条件需求不同,基本上只有养羊的畜牧业才牵涉到游牧的生活方式。此外,在传统文献中从畜养目的将畜养羊、牛,与圉、练马定为两种不同概念。《周礼•夏官•牧师》曰:“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赞焚莱。”圉马的人称为“圉师”、“圉人”,练马、教駣攻驹的人称为“廋人”。《周礼•夏官•廋人》曰:“廋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佚特、教駣、攻驹,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周礼•夏官•圉师》亦曰:“圉师:掌教圉人养马,春除蓐、衅厩、始牧,夏庌马,冬献马。”畜羊和圉马的范围及生活方式显然不同,但重点还不在此。游牧民族以牧产为最终目的,他们畜羊、吃羊,但对掌握马车的民族,圉马并非最终目的。早期的圉马者会吃马,但在掌握马车的历史阶段,他们的目的是要驾马进行狩猎,或远出掠夺别族。所以马政与牧业的目的和做法有本质差异。希腊人所说的νομαδεc主要是那些“马贼”,他们不以游牧为生,而以狩猎、战争、强夺为生,故笔者称之为狩猎游战族群。

  游商族群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广,但路线较固定,大多仅局限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货物交易。他们有时也善于战斗,但这是为了保护贸易路线,并非占领他国。至于游战族群的生活方式则与前两者不同,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受限制,可以进入森林狩猎,或离开原居地、跋山涉水到远方的农田、牧场,劫掠农牧产物。他们不事农牧生产,而是用武力到富有地区夺取资源、统治其他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经常有这类民族建立、统治跨民族大国的例子。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必须先有驯化马匹的存在。

  马车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中,都是因为这些地区先遭受外来游战民族的占领,当游战民族建立王朝并统治一段时间后,本地的贵族才逐渐接受、学会驭使马匹。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曾经历过被外来游战族群统治的历史,然后才掌握马车技术。马车源于两河流域说不能成立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两河流域不是马的原生地,巴比伦马车属于来自东北的外族技术。高加索说也有类似矛盾。不过,其年代及车型的相近,使我们可以推想巴比伦、高加索的马车或与殷商马车有一些同源关系。

  饶宗颐认为建立米坦尼(Mitanni,公元前16-前13世纪)帝国的胡里特人(Hurrites)“把马政以及战车传人近东民族”,并进一步推论,“胡人”用语实际上源自对胡里特人的指称。【29】然此说实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胡里特是古代游牧族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活动于两河流域之北、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山脉之间,与古闪族一直有密切来往。既然两河流域、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山脉都不是自然野马的生存范围,胡里特人自无驯马的可能,应有另一支族群进入两河流域,并传人驾马车的技术。

  在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上,使用马车进行“游战”的民族都来自东北方,其原居地不详。当时古巴比伦或埃及都处于分裂状态,几个城邦彼此竞争政权。面对突然出现的游战民族,这些武力分散的小城邦不能抵抗他们的战车攻势。于是,游战民们先占领、建都于古国的北区,进而统一其他城邦。

  据我们所知,喜克索斯( Hyksos)人在公元前1 8世纪占据巴勒斯坦,前1 7世纪攻进埃及,建立王朝并自称法老。埃及历史中第15 -16王朝都是喜克索斯人的王朝,在他们的统治下,虽然埃及的传统文化逐渐衰落,但战争技术却大幅进步。喜克索斯人贡献了很多进步武器,尤其是双轮驾马的战车。埃及人吸收马车和新的战争技术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 6世纪由Kamose和Ahmose 驱逐了喜克索斯人。

  同样在公元前18世纪,加喜特( Kassites)人快速进入并穿越美索不达米亚,抵达南方的尼普尔( Nippur),在尼普尔的记录中,此事件发生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1742年。【30】然而,苏美尔促狭于两河之间,不利于马车活动,因此加喜特人退到北美索不达米亚,建立Hana王国,都城为Terqa,并另建Alalach城(后属米坦尼的领土,位于今南土耳其和北伊拉克)。往后150年内,加喜特人经常劫掠巴比伦,但从不占领。

  公元前1 595年,加喜特与西台( Hittitie)联手消灭巴比伦。在西台文献中,有夸耀本国武力强盛,足以打败巴比伦之记载。可是巴比伦被灭后,巴比伦国庙的Marduk大神像却没有被运到西台都城哈图沙(Hattusa),而是运到Hana。可知在这场战争中,西台人的武力和权力都在加喜特人之下,这很可能正是加喜特人使用驾马的双轮战车所致(图3)。过了24年,公元前1 571年,Hana王Agum II Kak-rime将Marduk大神像运回巴比伦,并在巴比伦建立加喜特王朝。加喜特在巴比伦统治400余年,对周围的国家采取骄横跋扈的态度。古埃及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埃及与巴比伦加喜特王朝来往的资料,而巴比伦文献中也有诸如公元前14世纪埃及Amenhotep IH希望与加喜特Kadashman-Harbe I结亲的记载。【31】亚述在巴比伦北方建立国家后(公元前14 -前1 3世纪),与巴比伦的加喜特王朝一直保持亲密关系。公元前12世纪加喜特王朝政权没落,导致全国大乱,后来才被亚述所统一。【32】